网友提问：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，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和内容特色呢？
优质回答：
骈文又称骈体文，和散文相对的一种文体，它起源于汉末，形成于魏晋，盛行于南北朝。
骈文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对仗，即所谓的“骈偶”（两马并驾为骈，两人并处为偶）。全篇以偶句为主，构成文字相等的上下联，句法结构相互对称，词性、词义相互配对，句子的字数通常是四字句、六字句相互交替，如滕王阁序中的“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；紫电青霜，王将军之武库”，就是四六对仗的典型句式。所以，这种文体，晚唐时被称为“四六文”，以后历代相沿，到清代才叫做骈体文。其次是讲求平仄，上下联要求平仄相对，平对仄，仄对平。如：冯唐易老（平平仄仄），李广难封（仄仄平平）。骈体文为显示典雅，大量用典。这和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是相一致的。
骈俪对偶是我国汉文学的特点，本来是古已有之的，但在秦汉以前的诗文里并不多见。汉赋长于铺陈，往往用对偶、棑比的句法，并且影响到诗文，汉魏之际如曹植等人的诗文就常用对偶。到了南朝，就更加盛行了，所以词赋对于骈文的产生是有重要作用的，而且汉末以后的散体赋，押韵比较自由，和骈文几乎是没有多大区别的。如江淹的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，称为骈赋，其实也是骈文。由于骈体文与赋的关系如此密切，因而骈体文也具有铺陈的特点。
当然骈体文的产生不仅是赋的影响，还有曹丕之后对文彩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对声律的追求越来越繁。这对于散文的骈俪化、韵律化是起了促进作用的。
骈体文充斥南北朝的文坛，特别是在应用文方面，不管是公文还是私人书信，差不多都用骈体。著名的作家有江淹、伍昉、徐陵、庾信。总的说来，这是属于形式主义的东西。但其中亦有可以给我们借鉴的。如鲍照的家信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写在九江庐山一带所见，触景生情；孔稚圭的《北山移文》构思新奇，笔调辛辣，词彩华美；丘迟劝降的《与陈伯之书》婉转逸丽，情理真切；吴均的几篇短小的书信《与宋元思书》等也显得清新挺拔。这些都是历代的名作，具有真情实感，用典不多，词语清丽，与当时的文风大不相同。
南朝之后，骈体文还在发展，唐朝还有一个高潮。宋代、清代的作家亦数以百计。骈体文能流行一千多年，虽然有它不好的一面，但能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其中不少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在写作中借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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骈文产生于汉代末期，盛行南北朝。骈就是二马拉车，顾名思义完全对仗。其特点有三：1.对偶，句式，四、六句，隔句对。2.用典找、藻饰，增强文章艺术效果。3.声韵之美，注重平仄的合理搭配。其内容特色，写景，山川景物更富情韵。咏物，宫体诗调进入修辞中，诗化的散文。抒情叙事，如抒写个人命运，表达社会事件，表现人生理想，甚至书信往来也成了骈文。
其他网友观点
在先秦时期，并没有对文体的确切分类。
“骈文”是与”古文”相对而言的文体，骈文有确切的定义也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，而在南北朝时期，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，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。
严格意义上的“魏晋南北朝”前期当然属于汉朝，之后所称的“三国两晋南北朝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，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，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加入了特殊元素，突出表现则是中国玄学、佛道教的勃兴及外来文明（波斯、希腊文化）的输入。
三国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，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。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，交相渗透，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。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·序》中，曾将“六朝之骈语”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，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，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，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。
从南北朝时期开始，作家群体已开始思考和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。比如，他们把经、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“文学”的范围之外。
之后，又进一步在”文学“范围内对写作方法和文笔进行区分、辨析，其中”有韵“与”无韵“成为区分文笔的一个重要标准。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，在《文心雕龙·总术篇》中明确提出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
梁元帝萧绎又提出：“至如文者，惟经绮毂纷披，宫徵靡曼唇吻遒会，情美摇荡样之所谓”文的特点，就强调了词藻、声律、抒情三方面的特点。
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”文笔说“的形成。与此同时，”永明体”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，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。
这样，“骈文”就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。这类作品中，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孔稚珪的《北山移文》、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、吴均的《与宋元思书》、陶弘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以及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序》等。
由于骈文注重形式美感，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，因而对写作技巧要求极高。
南北朝时期的“骈文”亦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，如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，个人的“身世之悲”与对梁朝君臣昏庸的指责以及对故国怀念之情都很感人。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，出现了通篇四、六句式的骈文，宋代一般称骈文为“四六文”，直至清末，骈文仍十分流行。
骈文的主要特点包括：
（1）在句式上，以四六句式为主，讲究对仗；
（2）在声韵上，讲究运用平仄，音律和谐 ；
（3）注重藻饰和用典，强调文章的艺术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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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骈文
骈文又称骈体文、骈俪文或骈偶文，是中国古代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。全篇以偶句（俪句、偶句）为主，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，句法结构相互对称，词性、词义相互配对，句子的字数通常是四字句、六字句相互交替，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。因其常用四字句、六字句，故也称“四六文”或“骈四俪六” 。
2、骈文的发展演变
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，先秦时期，无所谓骈文与散文，骈文起源于汉末，而骈文的确定，是从魏晋开始的。在南北朝时期，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，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。
魏晋时期已经有意识得运用到了骈句，但还没有真正形成骈文，相关作品也很少，骈文是在南北朝时期才正式发展壮大的。
3、骈文的特点
从南北朝时期开始，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，起初，他们把经、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，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，把有韵与无韵的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总术篇》中曾称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”《文心雕龙》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。梁元帝萧绎又提出：“至如文者，惟经绮毂纷披，宫徵靡曼唇吻遒会，情美摇荡样之所谓”文的特点，就强调了词藻、声律、抒情三方面的特点。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。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，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。归纳起来，骈文大致有以下一些特点：
第一，语句方面：骈文讲究对偶，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，所以骈文又称为“四六文”，骈四俪文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。
第二，语音方面：骈文讲究平仄和押韵。讲究平仄韵律的和谐、协调，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，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，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。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象诗歌那样有“四声八病”的严格限制，但追求平仄配合，句子押韵，造成辘轳交往，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。
第三，用词方面：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词藻的华丽，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。
第四，内容及抒情方面：骈文的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范围广，借景抒情，抒发表达了文人作者的各种思想感情。
4、骈文的特色
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，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，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，具有丰富的时代特色。
（1）内容特色
魏晋南北朝辞赋在建安、魏晋、南北朝三个阶段上，都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化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由于汉末长期的社会战乱，铺陈宫苑、京都及由猎隆盛的大赋已失去了它的社会生活基础，代之而起的是抒情、咏物小赋。这类小赋题材广泛，大凡游览、物色、鸟兽、伤别、山川、草木都是赋家咏育对象。受诗歌的影响，这时期辞赋都充满诗意，或表达社会事件，或抒写个人命运，或表现人生理想，或描绘山水田园，抒情的成分都很浓，作家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。赋的语言在发展中逐渐华丽，追求句子齐整、排比对仗、声律和谐。
（2）骈文类别特色
魏晋南北朝骈文大体可分为叙事、咏物、抒情三大类。
第一，叙事。叙事骈文是从汉大赋发展而来的 ，但这时期的叙事骈文很少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，也很少采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并列铺陈的方法，而是着重叙写事物的发展过程，从变化的角度来铺写社会生活事物。叙写事物时，着重渲染气氛，着重描绘景物的生动形象，语言充满诗情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与作家身世感。
第二，咏物。咏物骈文在汉代还多赋写个体事物，虽有托物言志之意，但寄托兴发不深。魏晋南北朝咏物题材广泛，风花雪月、江海山云、水禽林鸟、春燕秋蝉皆有赋文，它们广泛地表现了自然与社会中诸种事物的意义和个性特征，反映出人们对事物观察理解的细致和深入。这些咏物骈文也都有浓重抒情，虽是一草一木，都赋有人的性情思想，不仅通过个体事物的特性写出它的社会象征意义，同时还把咏物与写景结合，写出某种事物的环境特点，写出某种事物的生活与时代氛围。咏物骈文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已经臻于完美成熟。
第三，抒情。抒情骈文在汉代就间有出现，都充满作家浓重情思，富有诗意。从建安开始，这类骈文更加兴盛。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觉醒时代，作家多用作赋来驰骋才华。赋文甚多，呈现出缤纷灿烂摇曳多姿的局面。这时期的抒情骈文篇幅短小，语言凝炼，诗意浓重。它们有的十几句成文，有的数十句一篇，情思活泼，主题集中，抒情性极强。语言清丽流畅，文中夹杂大量的诗句，诗意很浓、用典较多，且用典故中的本事议论抒情。抒情与描写结合，多借用自然界的形象事物表现社会现状。
5、骈文主要代表作
（1）《文心雕龙》梁朝刘勰撰。这是中国最系统最完备的文学批判类著作，整部书都是骈文。
（2）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鲍照写与妹妹的一封信，写得悲凉壮阔，是很优秀的作品。鲍照的作品有《鲍参军集》。
（3）《哀江南赋》，庾信的经典作品。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作家，早期生活在梁朝。作品主要描写宫廷生活，后期出使并留在了北周，而此时梁朝已经奄奄一息，于是写下此名篇。庾信著有《庾子山集注》。
（4）《文选序》，昭明太子萧统为《文选》而写的序文。也是比较著名的作品。《文选》收录了梁代之前大部分有名的作品，很值得一读。
（5）《恨赋》、《别赋》，江淹的著名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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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“不识书中仙，终日太疯癫”的疯癫妍，我来回答。
骈文“出道”即巅峰，它起兴于汉末，通达于魏晋，繁盛于南北朝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之华美，姿貌之万千，蔚为大观，真谓是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说的：
“纷纭挥霍，形难为状。……藻思綺合，清丽千眠。炳若缛绣，悽若繁絃。”
综合而论，骈文有如此艺术美的表现，是基于其整练的句式、和谐的声律、精要的用典等艺术特点的交互作用；就其内容特色来说，主要有抒情述感、论事辨理以及写景状物等三大特色。
我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回答问题。
一、魏晋南北朝骈文的艺术特点
01 整练的句式：四言为主，辅以六言
“骈”本为并列之意，它最基本的特质是辞句的整齐并列，基本句式是偶数的四言，与四言接近的适合句式是六言。
另外，四言因语句简短，而且多由实词组合，全文句句铺陈，首尾相接，读来则有整练之感。
而且在许多四言句中，每两句或一层间，以转接虚词，或以虚词领起，乃使文气灵活而不呆板，由于义理精确，朗诵时更觉遒劲。
事实上，在齐梁以前，骈文句法还比较疏散，篇中常杂以长短参差之句，故文章虽辞句匀整，但气势稍显不足。
如范晔《后汉书·中兴二十八将传论》中的这段文字：
“绳以法则伤恩，私以亲则违宪。选德则功不必厚，举劳则人或未贤，参任则群心难塞，并列则其弊未远。言选德弃功，参差杂用，即怨望必多，故云难塞。若论功弃德，并列於朝，即菹戮相仍，故云未远。不得不校其胜否，即事相权。言尊功而不尊德，此功权於德，任德而不任功，此德权於功。”
这段引文，多五、六、七言句，但如果将其中的“则”、“言”“若”、“即”、“此”等虚词或附加语剔去，余下的仍是四言。
而到了齐梁以后，尤其是梁陈时代，文章句法，更进而定型为四六，于是通篇呈现出句式上的匀整之美。
定型的骈文句式虽只这两种，可是把这两种句式反复交错运用，呈现的姿势仍是纷繁的。
如刘峻的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中，其前半部分除用以提领及收束的散行单句外，其余大致为四言句，如文章的结尾这段：
“若使墨翟之言无爽，宣室之谈有征，冀东平之树，望咸阳而西靡；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赴节，但悬剑空垄，有恨如何！”
“若使墨翟之言无爽”二句，除却“若使”二字的提领，实为六言句。“冀东平之树”后面的四句，则为一对四六句，即上句为四字，下句为六字，只是用一个“冀”字领着。
在这样短篇中，可以看到三种句法，而且这种句式的变换放在末端，更使文势矫健。
再如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序》：
“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才一旅；项籍用江东之子弟，人唯八千。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！江淮无涯岸之阻，亭壁无藩篱之固。头会箕敛者，合纵缔交；锄耨棘矜都，因利乘便。将非江表王气，终于三百年乎？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轵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”
“孙策以天下为三分”四句，实是一对六四式的句子，只是以“孙策”和“项籍”两个人名领起，后面“是知并吞六合”四句，则是一对四六式的句子，而于开始用“是知”领起。
在这些文章中，可以看见骈文的句式一般是四六两种，但将其交互变化使用，可形成句法的错综之美。由于句法的转变，也使文气随之长短急徐，而具有跌宕之势。
此外，这种骈俪的四六句式，唐宋以后一直被继承下来，广泛运用，以至于朝廷上的奏章制诰，更非此莫行。
02 和谐的音律：语言声调轻重交互，抑扬顿挫
陆机曾在《文赋》中提出：“暨音声之迭代，若五色之相宣。”，他宣称应在文章里调和音声，使轻重交互代换，有抑扬顿挫之感。
范晔在《后汉书·自序》中说他“性别宫商，识清浊”，表示他感觉到文字有声音高下的类别。到了齐代，沈约、王融等人明确四声之辨，沈约在其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说：
“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，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，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，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”
引文中的前两句是声调的总原则，即前后音节应有高低变换。所谓“浮声”，意思是音调轻扬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平声；“切响”即音调劲急，即今谓的仄声。
三、四两句是指一句的音节，五、六两句指两句的音节就是一句之中或两句之间，音韵的轻重都应不同。而且这段引文本身，也可看作句尾音节的示范：
比如，第一个偶句句尾的平仄互异，而下一个偶句的尾音又与上偶句的尾音不同，正合后代律诗黏对（诗句中的上下句平仄对应规则，此处不再赘述）的准则。
第三个偶句又与第二个偶句相异，构成句尾音节的对立循环。但在一句之中，沈氏还未能遵守其规定，有几句的第二、四字同属一声。
此后，文人渐次了然，都能作到“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”，而在篇中的精要之处，也着意使“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”。如刘峻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中的：
“余悲其音徽未沫，而其人已亡，青简尚新，而宿草将列。”
骈文的声律，即应如此，还有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序》的一段：
“日暮途穷。人间何世！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。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荆壁睨柱，受连城而见欺。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尽。钟仪君子，入就南冠之囚。季孙行人，留守西河之馆。”
此段音调抑扬往复，与整齐的四六句律相配合，构成一派严整而和谐的节奏，赋与篇章以音乐的美感。
骈文声律的运用，至庾信、徐陵臻于成熟，而徐陵的创作在声调上尤为精美，其《玉台新咏序》，即集中体现了骈文艺术形式美的高度成就。且看其中一段：
“画出天仙，阏氏览而遥妒。至若东邻巧笑，来侍寝于更衣；西子微颦，得横陈于甲帐。陪游馺娑，骋纤腰于结风；长乐鸳鸯，奏新声于度曲。妆鸣蝉之薄鬓，照堕马之垂鬟。反插金钿，横抽宝树。南都石黛，最发双蛾；北地燕脂，偏开两靥。亦有岭上仙童，分丸魏帝；腰中宝风，授历轩辕。”
讲求这样的声律，在梁陈之际，也与四六句法成为骈文的定型，唐宋以后被奉为法式，尽管不能说不可稍有改移，而大体上是遵循了沈约提出的声律原则。
03 精要的典故运用
有时通过正面说理理论一见事情，费了许多言辞尚难使人了然；但如果取典籍所载，人所共知的相类之事，以精要语言略加提点，可收到语简而理明的效果。
这一时期的骈文使用典故的方法繁多，有直用故事对照现实，表明事理的，如陆机的《豪士赋序》：
“且夫政由宁氏，忠臣所为慷慨，祭则寡人，人主所不久堪。是以君夷鞅鞅，不悦公旦之举：高平师师，侧目博陆之势。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，宣帝若负芒刺于背，非其然者与！嗟乎！光于四表，德莫富焉；王曰叔父，亲莫暖焉；登帝大位，功莫厚焉；守节没齿，忠莫至焉；而倾侧颠沛，仅而自全。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，文子怀忠敬而齿剑，固其所也。”
这篇文章是陆机在司马冏战败后（“八王之乱”中，公元302年12月，长沙王司马乂围攻洛阳的齐王司马冏，司马冏大败被擒拿斩首）所写，意在讥讽其没有审时度势，以致迅遭败灭。
这段话在论证大臣功高震主必致大厦倾覆的道理，主要的是用姬旦，霍光的事侧面为喻，以周公与成王、霍光与宣帝，那样的“笃圣穆亲”与“大德至忠”，“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，止谤于众多之口”，把君臣之间，势位相逼而产生危机的道理，阐发得极为透彻。
其后，文中再以《竹书纪年》所记载的，伊尹被太甲所杀，及《吴越春秋》载勾践杀文种之事，从君臣间已产生的不幸后果加以反证，把道理论述的再完密不过。
在这里，作者虽用了许多的古代人事，但还是在申说君臣之间“势疑则隙生”的道理，尽管每桩典故包含的事实非常丰富，可读来极为简明扼要。
至若开头的“政由宁氏，祭在寡人”，用的性质就不同，这二句出自《左传》，是卫献公的话。
这个典故即为：卫献公被国人逐出，寄居齐国，与卫国大臣宁喜勾结，以图复国，便对宁喜使者说出那两句话，意谓自己归国后只居为君之名，国政都由宁氏主宰。
这二句可以抽象起来作广泛的运用，它们意谓大臣掌权，国君虚位，既可用之于曹操与汉献帝，也可用之于司马昭与曹髦（魏文帝曹丕之孙，曹魏第四位皇帝），作者在这里以相反的态度说来，便与原话的意旨有所不同，也是用典灵活性的一种表现。
另外，骈文中的用典在很多情况下，只是取所用典故的某一点，切合所要表达的意旨。如前文引用过刘峻的《重答刘秣陵书》中写道的：
“若使墨翟之言无爽，宣室之谈有征，冀东平之树，望成阳而西靡，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赴节。但悬剑空垅，有恨如何！”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墨翟说世上存在鬼神的说法正确，汉文帝在宣室所问鬼神之事可信的话，希望获得感应，如同东平王因思慕京城，而墓地的树木都向西倒，舒氏女化为清泉而随着音乐的节奏涌流。
但，墨翟的《明鬼》本是虚妄之事，汉文帝在宣室谈鬼神理应讥诮，都是不可信的。
作者因为希望他的答书能为死者所知，故运用这两个典实作假设，于前冠以“若使”，后面还说“无爽”、“有征”，接着再用“东平”、“盖山”的故事，表明希望得到回应。
文中用的典故本身是荒诞的，但由于是对死友而发，故更觉其情之深至。
最后二句“但悬剑空垅，有恨如何！”则用了季札、徐君的故事：
季札去晋国访问途中，带着宝剑经过徐君处，徐君想要宝剑而未明说，季札已察觉到，因为有访问任务而未献给徐君，可心里已默许了。
到返回时徐君已死，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地的树上而去。季札悬剑墓树，只是表白自己并未吝惜剑的心迹，对徐君事实上已不能得到，则本非所计。
刘峻用这典故，是因复书刘沼而无由到达，与季札悬剑墓树一样，一番心计只得付诸于“有恨如何”四字，对这一于事无补的作为寄予了深切的悲恨。
这里运用悬剑墓树典故，只是比喻对刘沼复书作无益的表白而已。
此外，使用典故既可以极精简的语言喻明事理，且可启示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，感受更为具体充实。
如《哀江南赋序》有云：
“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轵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”
意谓以梁武帝及梁元帝，虽然身为开国或中兴之主，可最终梁武帝饿死台城，梁元帝辱死西魏；如秦国子婴之出降轵道而终戮于项羽，西晋怀、愍二帝之俘于刘曜而杀身平阳，其事正相类似。
如直接说来，要多费许多语言，而轵道平阳之事，己在史册，人所共知，只此四字，可使人想到往古人事，而感知亡国祸灾之悲惨况味。这样简要的提示，可获得具体形象的昭示效果。
另外，骈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它往往也会从古人作品中吸取其语言的精华，如刘峻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说：
“虽隙驷不留，尺波电谢，而秋菊春兰，英华靡绝。”
“隙驷”是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所创的词汇，吕侯谓留侯：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驷过隙。”以形容人生易逝。
“尺波”则是陆机在《长歌行》中所创：
“寸阴无停晷，尺波岂徒旋。”
“尺波”一词也是说时光流逝之迅疾。以水比喻时光，自孔子在川上说的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也成为了我们常用的典故。
刘峻用“隙驷”、“尺波”下继以“不留”、“电谢”，给人以急遽之感，较之抽象地说时光易逝，形式典雅而内涵丰富。
又如陆机在《吊魏武帝文》中说的：
“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区区之木，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。”
这里德“格乎上下”和“光于四表”，皆是化用《尚书·尧典》中的“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”。这两句话本是称颂尧的声闻之“无所弗届”，而陆机化用过来作为对曹操整个权力和威势的概括，便节省了许多言语。
这样运用前人所创作的词汇，并赋予新的内涵，使辞句精雅，也是骈文家的基本手段。
骈文以如此文体出现，即具有很高的艺术性，它在作家豪端呈现的姿貌，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方法手段，确足以获得“纷纭挥霍，形难为状”的美誉。
二 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内容特色
如前所述，骈文精练的文句，于长短先后之间寓以错综变化，协调其音节，运之以典故，于绚丽光艳的色泽中，或抒情述感，或论事辩理，或写景状物，无不具有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魅力。
01 抒情述感：声情扬抑，情味隽永
从建安时代起，文人思想解放，在文学创作中更自觉地恣意抒情，诗赋自不必说，骈文也充分发挥了它的艺术功能，表现得一往情深，感人无限。
如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，文章的主旨在从事理上评论其投魏之非计，劝其幡然归来，更于指出其现实处境的危机后，紧接着这样动之以情说：
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，感生平于畴昔，抚弦登陴，岂不怆悢！所以廉公之思旧将，吴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，将军独无情哉！”
作者在这里利用常人普遍具有的乡土之爱，把江南的暮春景色，描绘得一片芳菲缭乱，接着动之以人事上的故旧之情，以古代名将相比，其中即寓含着对陈伯之的尊重，这样当有助于推动陈伯之作出归梁的决定。
这节文辞，清丽而典雅，句法节奏亦低昂缓急交错，兼具声色之美，读来情韵抑扬，故被视为这一时期的书简名篇。
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序》，可视为抒情述感的骈体杰作，如下一段：
“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才一旅：项籍用江东之子弟，人惟八千。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！江淮无涯岸之阻，亭壁无藩篱之固。头会箕敛者，合从缔交；，锄耰棘矜者，因利乘便。将非江表王气，终于三百年乎！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轵道之灾；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呜呼！山岳崩颓，既履危亡之运；春秋迭代，亦有去故之悲。天意人事，可以凄怆伤心者矣！”
庾信被留北朝后，悲慨自己不幸的身世，及金陵、江陵两次覆亡的惨痛经历，写出了血泪凝集的《哀江南赋》。
赋前有序，表白其写赋的动机，概略地回顾其在家国丧败中的遭遇，吐发其无可奈何的悲痛之情。
在这段序文里，作者运用丰富的典故，协和的音调，长短错综的句法，一气贯注，将其深重的哀念故国之情，宣泄得极为强烈，文势亦矫健宏壮。
骈文的各种艺术形式因素，在作者的凌云健笔下，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功能，取得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。
述感的文章，实质中也兼涵情理的。如陆机的《吊魏武帝文》，作者因看到魏武帝遗令有“分香卖履”之言，而感叹以其一世之雄，临终之际不免表现得那样细弱悲哀，有损于其生平风概，于是把一系列两相悬殊而终不免大屈于小的事物对举出来，以抒其“戢弥天乎一棺”之慨，表示对这一代英雄人物志业不足的悲惋。
这段文章以排比之调，一气直陈，而于领起、转折及收束之际，运用单行词句，使文势既整练而又灵活，抑扬之间，加重悲壮之慨。
02 论事辨理：阐微稽深，惬人心意
骈文虽由于形式上的拘束较多，但在文学高手的笔下，以之论叙事理，阐微稽深，无不豁然，惬人心意。
如前文中说道的，范晔的《后汉书·中兴二十八将传论》评论汉高祖平定天下，即诛戮功臣，被认为残忍寡恩；而光武中兴后，把将与功臣的关系处理得很完好。
作者在二十八将传后著论，借“议者”之意生发开去，阐明光武的“深图远算”。
文章先叙说春秋时期，还能君臣相得，由于“勋贤皆序”，次言秦汉之所以诛戮功臣，乃因功臣皆“武人屈起”，而“势疑则隙生，力侔则乱起”，极中肯地道出了历史上所以君臣水火之故，接着也指出汉武以后用人制度的不合理。
后面着重阐明光武“鉴前事之违”而采取的“矫枉”用心，一方面“高秩厚礼，允答元勋”，一方面“峻文深宪，责成吏职”，总括了光武这一措施的全部精神。
文章后半自“光武鉴前事之违”以下，充分阐明了光武的“深图远算”，“直绳”六句衡量事势，“高秩”四句举出政策措施，把“深图远算”揭示得极为精要。
篇中历举史实，随即束以论断，以精审整齐的辞旬，概括了丰富的事理，揣情度势，切理当心。
范晔在其《后汉书·自序》中说：“吾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。”从本篇即可见其一斑。
再如嵇康《养生论》中的一节：
“夫服药求汗，或有弗获；而愧情一集，涣然流离终朝未餐，则嚣然思食；而曾子衔哀，七日不饥。夜分而坐，则低迷思寝；内怀殷忧，则达旦不瞑。劲刷理鬓，醇醴发颜，仅乃得之；壮士之怒，赫然殊观，植发冲冠。由此言之，精神之于形骸，犹国之有君也；伸躁于中，而形丧于外，犹君昏于上，国乱于下也。”
作者以辞意整练排比的句法，充沛的气势，历举平常生活中的情况，论证精神对于形体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多方陈说，把事理揭示得非常显透，使人信服于安心以全身的重要。
前面四层，俱以精切实词，密集事理，使文意巍然，坚不可拔。“由此言之”以下诸句，以君国比喻神形，表明意旨，句法天矫，既使文章气势灵活，更发挥出了前面四层辞意的力量，文辞义理，俱极酣畅，使读者快然意惬。
如果说从事物上体现的道理还易于表达，而抽象的精微之理，在能者的笔下，也无不豁然恰当人心。从这些文辞美妙的作品中，使人深切感到，骈文的艺术功能，是无所不达的。
03 写景状物：重峦叠嶂，清峻精美
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，前人曾赞赏“其辞奇丽”，且看这一段：
“南则积山万状，负气争高，含霞饮景，参差代雄，淩跨长陇，前后相属，带天有匝，横地无穷；东则砥原远隰，亡端靡际，寒蓬夕卷，古树云平，旋风四起，思鸟群归，静听无闻，极视不见。北则陂池潜演，湖脉通连，苎蒿攸积，菰芦所繁，栖波之鸟，水化之虫，智吞愚，强捕小，号噪惊聒，纷乎其中；西则回江永指，长波天合，滔滔何穷，漫漫安竭？创古迄今，舳舻相接。思尽波涛，悲满潭壑。烟归八表，终为野尘。”
作者以奇峭的笔势，骈整的句法，描绘出一幅重峦叠嶂，烟云变化的山水长卷，是这一时期模山范水的名篇巨制。
还有如陶弘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，这也是一幅山水小品：
“山川之美，古来共谈。高峰入云，清流见底。两岸石壁，五色交辉。青林翠竹，四时俱备。晓雾将歇，猿鸟乱鸣。夕日欲颓，沉鳞竞跃。实是欲界之仙都，自康乐以来，未复有能与其奇者。”
在作者精洁的笔下，只寥寥十数句，给人展现出一片幽秀光辉的山水状貌。山水的四时朝夕，音容变化，盈溢读者耳目，文笔之清峻精美，更何以加！
如上所述，骈文由于诸种形式因素集中发挥其艺术作用，具有丰富的艺术形式美，却也在创作上显示出巨大的难度。
但在卓越作家的手下，运用其深厚的书卷修养，及雄健的艺术手笔，可以游刃于规矩之中，呈现出其通达骏茂的情理。
通观这一时期的骈文创作，其宏篇巨制，络绎纷披，蔚为壮观，整体呈现出这一文体充沛的艺术感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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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网友观点
魏晋南北朝首先是不能混作一谈的。应该把它们区分开，魏晋，南朝和北朝。因为这三朝文风差异极大，形态迥异。要剖析一个朝代文化之特色必然是从最优异的作品上追踪寻迹，按照这个思路我为大家略析之：
魏晋
魏晋的作品都在致力于感悟生命，体现一种高尚的生命格局。语句简约精悍，干净朴实。
魏晋文化之高峰当归与曹家，且以曹操为尊。曹操在文学上表现的是强大的生命格调，天地生命从容大气，宏伟博大。他的强大生命是任何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模仿不了的。
之后魏晋乱世中当推阮籍和嵇康。他们都不拘于礼法，都想要摆脱约束，回归自然，享受悠闲。他们都是生命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，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。
陶渊明是魏晋绝响。他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，一个安静的去处。他信仰自然，追慕自然，投身自然，耕作自然，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，所有的喜悦、恐惧、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。这是一个彼岸理想的生命个体。
南朝
南朝文人才思偏偏，性情渐隐，声色大开，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。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使山水成为独特的审美对象，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；但是南朝诸多骈文过于追求渲染排布，对仗工整，音律和谐，语言华美，稍显空洞。
北朝
北朝文化之最当属北魏。北魏是由处于原始游牧民族的鲜卑族建立。其本身文化有一种旷野之力，浩然之气，是一种未曾开化的蛮力。当它充分汉化之时，这股豪迈之气也才真正植入了汉文化。北朝有一种吞吐万汇，兼纳远近的气魄，举世无匹的宏大。与南朝不同，其文风剽悍，凛冽，清冷，粗粝，混沌，有着未曾见过的辽阔和平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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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，有什么样的艺术特点和内容特色呢？.jpg” />
